人物名片：严元俭，浙江日报高级记者，浙江江山人，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。新闻学步，起始于业余的生产队报道员。曾任江山县广播站“招聘记者”、县委报道组组长、《浙江日报》衢州分社社长。稿件曾被编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、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材及人民日报新闻中心培训材料。读者称他为“最接地气的记者”。

1

新闻生涯，

从生产队报道员起步

采访组：严老师，您从一个拿锄头的农民，一步步成为高级记者，您是怎么和新闻结缘的？

严元俭：大概是上世纪60年代末吧，上级要求各生产大队建报道组，各生产队设报道员。我是江山人，我们生产队识字的不多，肚里有点墨水的都不愿当报道员。我跟队长吴国根说：“我愿当。”队长说：“做这事，写对了没工分，写错了挨批判，你愿？”我说：“愿！”苦地缺文人，就这样，小学毕业的我成了生产队的报道员。

那时我家实在穷。买不起现成的墨水，就买3分钱一包的墨粉，一包可泡一瓶；买不起钢笔，就用5分钱一支的蘸水笔；买不起稿纸，就捡香烟壳撕开，在空白处打草稿。那时也实在忙，白天忙出工，出工前、收工后忙着在自留地砍柴、采猪草。我是记工员，晚上为社员记工分，记完本该睡觉了，可回到家，看到母亲还在打草鞋，我得帮助敲编草鞋必用的稻草……一天从早忙到晚，报道何时写？打腹稿是在上下工的路上，还有每半天都有一次的工地休息时间。夜晚，再在昏暗的油灯下把腹稿写出来。稿子内容，大都是队里的好人好事。好在那时给新闻单位寄稿子不要钱，要不然，我这个报道员就当不成了。

没空写稿和没钱买纸笔的难处还好应对，最难的是我肚子里缺少墨水，刚开始采写的几篇，连公社广播站也用不出来，更别说上级新闻单位了。时间长了，人们只见我采新闻、寄稿子，却不见广播响、报纸登，有人就当面问我：“是不是编辑翻过页了？是不是播音员翻过页了？”羞得我无地自容啊！

为避人耳目，我就秘密采写，暗中投寄。但那退稿信再悄悄地藏，也藏不了日久天长；那新闻稿再偷偷地写，也躲不过熟人眼睛。邻里大嫂大妈也嘀咕起来：“采死无工分，写晕不挣钱，还得买信封，又要担风险，全社百十报道员，只他一个死心眼。”面对讥讽，我没有撂担子，心想，这担子没人强迫我挑，是我自己讨来的。写不来就多学，我家是公社所在地，每逢不能干农活的雨雪天，我就去公社看报纸。报纸是不见面的老师，此师虽不言，不倦时时教……终于，我的报道当年赢得了公社广播站的青睐，第二年迎来了县广播站的夸奖，第三年（1970年）春播，我饿着肚子写成的小通讯《选育秧人》上了《浙江日报》。接着，县委报道组把我当作一棵可以种种的苗子，选我参加了3个月的培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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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祥兴、竹潜民两位老师带我下去采写稿子。竹老师说，一篇稿若有几句群众语言，就会生动起来。我把这话听进了心，想，人民若是大地，我本就是一粒土，这带着泥土清香的群众语言，不正是我所长吗？这样，我尽量发挥所长，稿子写出了特色，写出了自己的风格。编辑不看名字，也知道这稿子是我写的。1974年，县广播站把我招聘为“自带口粮上班的记者”。1982年，江山县委把我从广播站调到报道组。1986年金华地区分家为金华、衢州两市，省广播电台筹办衢州记者站要调我，浙江日报社筹办衢州记者站要调我，在这稍前一点的1985年底，《人民日报》农村部让我去学习，也要调我进京。我选择了《浙江日报》衢州记者站，一干就是25年。

严元俭在《浙江日报》的第一篇稿

子《选育秧人》，刊登育1971年4

月9日第2版

采访组：您在衢州站的那些年，工作条件怎样？艰苦吗？

严元俭：1986年4月的一天，我到浙江日报社报到，当天就带着任命我为站长的红头文件回到衢州。衢州站白手起家，什么也没有。适逢原在衢县报道组工作的叶军正在筹办省电台驻衢记者站。他与天皇巷居委会主任是老相识，便在巷里用几十元钱租了两间平房，每间30平方米左右，用作浙报和省电台两个记者站的办公室。通信呢，请邮局的师傅上门给安了个电话。住宿呢，叶军是本城人，有房，我呢，人事处领导告诉我，可按规定租一间宾馆。但我一问，住一天要好几十元，农民要做好几天活才挣得了那么多呀，舍不得，自己掏出二十元租了张不知什么单位淘汰的旧单人木板床，白天一收，藏在隐蔽处，夜晚一铺，睡梦香香。后来，报社新记者马敏从杭州到衢州站工作一年多，也没有住宾馆，而是自己买张单人折叠钢丝床，夜晚铺开，白天收起。

在杭州报到时，郑梦熊总编问我，衢州记者站成立，要不要搞个仪式？我说，现在新市刚立，市委领导肯定很忙，报社领导也很忙，最好不搞仪式，牌子挂出来就行了。他说，好，就这么办。不搞仪式，不放鞭炮烟花，也不用请客，更不要赞助。第二天牌子一挂，我就出去采访，衢州站就开始运转了。

2

最接地气的记者

采访组：读者称您为“最接地气的记者”。采访前，我看了您过去写的一些稿子，确实群众语言多，鲜活有趣。

严元俭：稿子里群众语言多了，就会有泥土清香，就会鲜活有趣，读者爱看，当然就接地气了。反过来说，记者接了地气，稿子里的群众语言就会多起来，随之而鲜活有趣起来。这是互为因果、相辅相成的。

为什么有人称我是“最接地气的记者”？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例如：当了多年农民，当记者后言行举止仍像农民；报道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让平民的日子越过越好；稿子的语言常常带着泥土味；等等。我不仅把生产队的新闻登了报，还把许多凡人新事送上了《浙江日报》头版头条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。这些平民中，有春节扶贫进门的白鹅贩子，有评选家庭新事的机关职员，有向同行传经送宝的“不客气的厂长”，有剃了半个头就下田抢救病牛的兽医，有利用工厂边角料打镰刀的乡村老铁匠，有逃荒归来夸改革的农民，有主动送煤球入户的临时工……他们不是有关部门推荐的先进人物，都是我下去采访时发现的新人新事。

采访组：坚持深化改革开放，是二十大提出的中华复兴的必经之路、必行之策。记者接地气，对采写深化改革的报道有好处吗？

严元俭：当然有。记者接地气，有利于“改革新苗我先见”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大地上的改革新苗相继涌现，而最早发现改革新苗的，往往是记者。1979年底的一天，我到江山县大桥公社采访，在文山底大队瓦窑生产队的朋友家走动时，见一朋友家肉猪大而肥，母猪将临产，就问起：养这么多猪，饲料够吗？他悄悄告诉我，队里把山地偷偷分到户种饲料，家家番薯多收好几担，番薯藤叶是养猪的好饲料。猪养多了，国家的派购任务早就完成了。我想，分地到户，粮多产，猪多养，国家派购任务提前完成，这不正是切合当地实际的改革好举措吗？在那之前，分地到户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，一发现，既堵又批。当时，可以分地到户的红头文件谁也没有见过，那山地是偷偷分的。这事报不报？回站后再次学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这篇文章，觉得可以报。在编辑的支持下，这事报出去了，引得许多生产队也跟着分地到户。特别是大桥公社，仿效的更多。公社书记慌了，怕当上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在公社召开的三级（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）干部大会上用高音喇叭喊：“这是严元俭造谣，大家不要信，坚决不分地到户，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阳光道。”我第二天就得知了消息，不服，坐客车赶到大桥公社找书记论理，没想到书记不在，便怒冲冲地在现场写了一封信，塞进他房间里，请他回话：我哪一句造了谣？我等啊等，一直没等到回音。时间一长，也不用回音了，因为他也融进改革大潮，抓大田承包到户去了。

1983年，编草帽的江山工艺品厂因连年亏损，二轻局决定对这家仅50余人的小厂实行承包制，但厂长觉得扭亏担子太重，不敢挑。厂长不敢挑，有个职工敢挑，他叫何清源。他领头承包后，有的职工不买账，照旧离岗去看电影。对离岗看电影的，他按规章严罚，接着狠狠砍下“三斧头”：所有员工的工资进档案，退休时照发，职工领计件工资，多干多得；管理人员领绩效工资，绩效优者多得；干部提拔凭德才，谁有德才谁提拔。这一来，全员干劲大增，机器响声不断，一年的承包任务7个月就完成了。接着，他又组织人出去跑销路，江山草帽沿着新销路越飘越远。我采访到这一情况，兴冲冲地跑到江山县委书记办公室，向书记说：这是改革新星，若给予支持，可推动整个县的企业改革。书记说：“好，我支持！”他立马到这个厂调研，接着召开工业大会，表彰这个厂的改革举措，促使全县出现了争先恐后抓改革的新局面。这位何清源，搞改革的事迹上了《浙江日报》头版头条和《经济日报》，还和鲁冠球、步鑫生一起，去北京参加企业改革小型座谈会。

就这样，年年月月往下跑，我发现了许多改革新苗。

当今时代，中国大地上有的是深化改革开放之苗，缺的是发现者。新苗没有早发现、早养护，说不定就被风霜雨雪摧折了。记者接了地气，做到“改革新苗我先见”，才能为深化改革开放尽自己的一分责任。

采访组：二十大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我们当记者的，都想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尽一分力。这分力与接地气能融为一体吗？

严元俭：能！越接地气，记者越能成为人民求发展的好帮手。

1986年9月16日，衢县九华乡发生了一场毛猪争夺战。“交战”双方为争货源，多次提价竞购。当地的国营食品站出价最优，把外地客商赶走后，农民扛来的猪他们却不收了，临时收购点也撤了，农民只得把扛来的猪从原路扛回去。我和报道组的同行采写了报道，在《浙江日报》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后，当地有关部门向各报投寄了一份“反映真相”的调查报告，盖了好几个大公章，说《一场毛猪争夺战》是假报道。报社编辑问我是怎么回事？把我气得拍了桌子，只得和报道组的同行再去当地，进家入户，找到一个个受害人，写明受害经过，按下一个个红手印，然后寄给有关报社，一场发稿风波才算了结。

1992年初的一股寒流，冻伤了衢州30万亩柑橘树。那一望无边的白色死梢，那男女老少的愁眉苦脸，让我心久久难平。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年轻的自己脚穿草鞋，手拿锯子，在自家屋后嫁接桃树。醒来后顿生一念：桃树可嫁接，橘树能不能？若能，许多橘树品种欠优，这不正是优化品种的一个良机吗？早上起来，等不及上班，我马上去寻找衢州最出名的种橘大师黄国善、张百寿。他俩的回答让我惊喜莫名：可以高枝嫁接，当前正是高枝嫁接的最好时段。于是，《浙江日报》的独家报道《橘树冻伤莫丧气 优化品质是良机》第二天就在头版亮相。之后，橘乡衢州处处可见高枝嫁接的场景。浙江是柑橘大省，这篇报道舒展了多少张苦脸，我想肯定不是小数吧！

1994年，一些部门见农民兜里有了几张小钱，就刮起了一股乱收费的歪风。农民在自家地基上建住房，土管收了城建收，乡村也“勒鹭鸶喉”，房子还没建起，已经刮了半层楼。那计生站更出格，不仅要收费，开出生证还得买几盒保健品，你若不买，就找不到开出生证的人……唉，人挑稻草偏逢雨，点点滴滴压人低，雨重人低谁看见？衢州一记泪湿衣。这费那费，农友们的钱袋与心灵难承受，深夜里，我无声眼泪纸上流。农友们声声减负盼，在党报一版登了出来。农友的呼声是好官的圣旨，当地迅速查明乱收费的源头，刹住了这一歪风。

民间冷暖我先知，该发声时即发声。记者若不接地气，我想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这些往事告诉我们，记者只有接了地气，才能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落到实处。

采访组：二十大提出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。在这方面，记者接地气可以大有作为吧？

严元俭：是的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听到有人评说江山莲塘村：万元户不少，但大都是小气鬼，不请人进村做客。真这样吗？有次我在江山城里碰到一位熟悉的莲塘朋友，就问他这事。他说，以前是的，现在不是了，原因是以前村里的空气实在太差，现在经过治理，空气清新起来，家家都乐意请人进村做客。他也盛情邀请我一定去看看。我带了一个采访小组去，看了，决定写清新空气。一位跑新闻的朋友说，现在各级政府都在抓工业，你如写空气，与当今氛围不合拍，报纸会登吗？我回答：除污之战打得赢，工业才能往高走。要不然，连口清新空气也吸不到，这样的发展谁会中意呢！新闻发上去，头版黑标题。这篇稿登在1987年9月13日的《浙江日报》头版，题目是《告别十年的新鲜空气重回莲塘村》。治理空气污染的报道在省级党报叫响，在全国是最早的声音之一。

从1949年到1998年，衢州平均每4.2年遭受一次洪灾，其中从1991年到1998年，平均每1.2年就遭受一次洪灾。8年间158人死于洪涛，8万多间房屋倒塌，田地损毁难以计数，山塌坝倒随处可见。这是什么原因？我去采访，有人提醒，领导要的是政绩，生态恶化的报道不能写。我想，领导诚然政绩牛，岂能百俊遮一丑？忧音更要及时报，生态才能早转优！我和袁国序合写了《钱江源头在呼救》，登在1999年4月17日《钱江晚报》第4版头条。这可以说是浙江实施“五水共治”的舆论先声。

《钱江源头在呼救》刊登于1999

年4月17日《钱江晚报》第4版

我在衢州写了不少生态好转的鲜活新闻，就不一一提了。我想，政府以民为本，人以自然为本，只要本末不倒置，地球就是幸福村。山水安危我先报，这是记者义不容辞的职责。

3

接地气须得有心气

采访组：年轻记者也知道接地气的报道读者爱看，但我们即使下到最基层，也很难写出接地气的好报道来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严元俭：多下基层对接地气大有好处，但下基层并不等于就接了地气。我的理解，好的地气是符合天理的地气。天理是什么？就是党和人民的意愿及事物的规律。当今中国，党和人民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天理，不合不行；而事物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不合也不行。地气又是什么？人民既是天，也是地，地气就是民气，接地气就是接民气。记者接民气，特别是要接发自民众的生存气息，接来自大地的最新气息。接了发自民众的生存气息，才能真正知道中国国情、家乡乡情、社会民情；接了来自大地的最新气息，才能写出读者爱看的鲜活新闻。

在现实社会中，有不少身处底层的人，自以为最接地气，但其实他对事物的看法极其偏颇，极其偏颇之理就不合党和人民的意愿，不合事物规律，一句话，不合天理。不合天理的偏颇之气是邪气，不是我们要的地气。

若要稿子接地气，先得看看你有没有一股合天理的心气去接。

农村改革之初，农民强烈要求土地包到户。包不包？改革前推行包田到户是要挨批坐牢的，社队干部心有余悸，一般只允许农民包一年或一熟。包期一短行为短，农民种承包田，舍不得施用长效肥，致使黑土也变黄了。黑土变黄，肥田变瘦，常走田头的社队干部几乎都知道，但他们大都不敢延长大田承包期，更不敢向上讨要可以延长大田承包期的政策，原因是怕当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当时，我若在报上呼吁延长承包期，也有做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小吹鼓手”的风险，一旦戴上这帽子，记者这碗饭就吃不成了。可若没人呼吁，大包干就有夭折的风险，大包干一夭折，农民又要饿肚子了。两险相较谁先避？我选择了后者。1981年11月5日《中国农民报》第2版刊登了我的来信，呼吁：“联产计酬不宜一次只联一年或只联一熟，应该一定几年，较长时间不变。”1984年初，中央把延长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了一号文件。在全国性大报上呼吁“延长联产承包制”，这是中国第一声。这之后中国农民报社在江苏无锡召开全国通讯员会议，要我上台讲讲写出这篇“长效信”的体会。我的发言稿被刊登在1985年第7期《农村新闻天地》上。

记者采写接地气的稿子不仅要多吃苦，有时还要担风险，这样的事我经历了不少。今天回顾这些事，是想讲明一个理：同气相投，记者有了清清的为民心气，才能接上浩浩的鲜活地气。不然的话，哪怕我下到地窖里生活，也接不上浩浩的鲜活地气。

原创：王晓东 浙江传媒研究院 钱洁瑗 浙报集团衢州分社 胡晓峰 俞晟 浙江法制报 来源：传媒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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